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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評作者金澤剛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摩托車手口角死亡案”,哈爾濱市人民檢察院在10月19日發布通報稱,的哥滕廣江在主觀上沒有過錯,客觀上沒有實施加害行為,不構成犯罪,因此撤銷原批捕決定。此案緣由于一次“路怒族”無法控制的情緒,當時滕廣江在駕駛出租車過程中,兩次超越吳某(即死者)駕駛的摩托車,吳某認為其故意影響自己駕駛,便進行追趕,雙方停下后,吳某先下車責問滕廣江,并用拳擊打在滕的肩部,后滕下車與吳某發生口角,但雙方沒有發生肢體沖突。吳某欲騎車離開時昏倒在地,滕廣江當場進行了幫忙救助行為,但吳某在送醫途中因冠心病急性發作死亡。很多人看到此案可能會有這樣一種想法:吳某若不是因為和滕廣江吵架,就不會冠心病發作,不發病就不會死亡,因此,推斷滕廣江有罪。或許這也是當初檢察機關批捕滕廣江的理由。我們的民間習俗歷來奉行“死者為大”,所以,人死了對方就要負責的觀念也深植于執法者的心里。在以往實踐中,人一死亡,不管有理無理,家屬就會鬧騰。

  為了安撫家屬,防止事態擴大,司法機關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先把人抓了再說,抓了人就步入司法的軌道。此后若不及時分清是非,依法判斷責任歸屬,一味向前推進,難免引發冤案錯案。生活中因爭吵或者輕微推拉扭扯行為,導致一方潛伏著的身體疾病發作而死亡的案件時有發生,面對這樣的爭議,決不可糊涂官判糊涂案,各打五十大板。法理上應該是判定主動挑釁的一方負責,被動應對或者被迫還擊的一方沒有責任。此次哈爾濱案,有視頻證明滕廣江在爭吵過程中完全處于被動地位,他沒有對死者實施主動推打,也沒有拉扯還擊行為。若有的話,案件的反轉恐怕就沒有這么快。逮捕是關涉人身自由的重要強制措施,我國法律歷來強調要慎重使用。對于涉罪事件的處理,必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任何犯罪都是主客觀因素的統一,即使有客觀行為和危害結果,沒有主觀罪過也不成立犯罪。我國刑法第16條明確規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這就是缺乏主觀方面要素的意外事件,當事者不承擔刑事責任。此案中,滕廣江與吳某并不相識,他無從得知也無法預測到吳某患有冠心病,也就沒有放任其因吵架情緒過激而猝死的心理故意,因而缺少犯罪的主觀心理因素,吳某之死可以歸屬于刑法中的意外事件。實際上,有疾病屬于個人隱私范疇,即使是在熟人之間,也有可能不知道對方有身體病史,更何況吵起架來誰會考慮對方是不是有病,因而去勸阻對方不要過于激動而發生意外。因此,在判斷是否具備主觀方面的要素時,司法應當極為謹慎,決不能想當然,否則,就會得出“出了事就有責”的一刀切式的判斷。事實上,哈爾濱這起案件,死者在某種意義上屬于先挑釁的“始作俑者”,結果因為自身的身體原因發病身亡,這其中,吵架確系引起死亡的條件之一,但架是自己挑起來的,而且還打了對方,對方除了“超車”之外,沒有任何招惹死者的其他行為。因此,在滕廣江明顯沒有過錯的情況下,司法不能稀里糊涂地將其納入處罰的對象即犯罪嫌疑人,并對其采取強制措施。人們同情死者的心理固然沒有錯,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有時并不是涇渭分明,假若一個人沒有法律上的過錯,那么裁判者就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對其進行法律制裁。前段時間發生在西安的“地鐵未讓座遭起訴”事件便是這樣的范例,夫妻二人和女兒在西安地鐵上因讓座問題與一位女乘客發生爭執,第二天,患有尿毒癥的婦女徐某因高鉀血癥去世。隨后,認為是女乘客的原因致母親病故,女兒起訴要求那位女乘客賠償精神損失費5萬元,法院審理認為女乘客并無過錯,不用擔責。我們可以理解女兒喪母的悲痛,但一來女乘客不知道其母親患有尿毒癥,二來即使知道,也還得考慮乘客不讓座的行為與死者死亡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法律是至高無上的行為規則,它的創設是為保護合法權益,但也不能被濫用。不是“有關”就必須擔責,否則,世界將變得人人自危,因為至少在哲學看來,萬事萬物都是有聯系的。法治的要義就是要依法定紛止爭,社會治理要實行良法善治。回顧以往“吵架致死”的大部分案例,即便當事人沒有被判刑,也會或多或少給付一些“賠償金”,這種現象正常未必合理,雖然止住了一時糾紛,但未必能防止糾紛的再發生。司法也要符合公理,符合社會樸素的正義觀。未犯錯的人本不應得到任何懲罰,除非自己愿意做出補償或者讓步。